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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就是多给生命一条路
发表时间:2021-09-08

  冰点特稿第1233期

  教育就是多给生命一条路

学生和老师去远足。

向国跃和学生在野外。

詹大年教学生如何拔河。

老师和学生掰手腕。

学生去爬山。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

  学生和老师在玩游戏。

  2000多名“问题学生”

  送儿子去云南昆明宜良县丑小鸭中学前,河南信阳的王爱月被儿子厌学问题困扰。读初中后,儿子先是不想写作业,后来借口不去学校,休学在家后,他整夜玩手机。

  王爱月在一家保险公司干内勤,自从儿子不爱学习后,“看他哪儿都不舒服”。她很看重儿子的学习,儿子出生不久,她与丈夫离婚,每月工资600多元,给儿子报的幼儿园一学期学费近3000元。

  后来,她再婚,但第二任丈夫跟前任一样,“文化水平低、没法沟通”。她希望儿子好好学习,“不要窝窝囊囊过一辈子”。但儿子读初中后成绩越来越差,补课也没效果。

  “以前教师一告状我都要打他骂他。”王爱月觉得儿子不争气,“不学习无法谋生”,但儿子说可以去当乞丐。她认为儿子“心理不正常”,带他去郑州看心理医生,咨询一次1000元,感觉太贵,去了一次就不去了。

  “天天在家里躺着,我看着都着急。”2019年春天,王爱月把儿子送到了丑小鸭中学。

  两年多后,陈艳也把女儿送来了。女儿在杭州一家重点中学读初一,今年上半年,她的成绩从班级前10名下降到30多名,5月末,女儿跟她说,“宁可生一场大病也不要学习”,还说从学校走廊看下去“白茫茫一片”,怕自己忍不住跳下去。

  “我当时就有点慌。”陈艳说,那之后,女儿没再去过学校。她带女儿去看心理医生,医生说有“学习压力”和“交朋友压力”。

  家人一时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陈艳说,自己是农村孩子,为了出人头地,她努力读书,教师说早恋会影响成绩,她高中三年没跟男生说过话,后来,也不跟女生说话了,“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学习上。”

  她一路苦读,考上了浙大博士。她的老公也是浙大博士,公公是浙大毕业,婆婆是苏大毕业,一家人很重视孩子的学习。

  陈艳说,女儿成绩不错,还当上了班干部。有一次,她对违反纪律的同学大声喊叫,被老师撤了职。后来,学生投票选小组长,她再次落选。她在学校没有朋友,跟妈妈说,自己像变成两个人,“一个人不想跟人交往,另一个又想出去交往。”

  休学后,女儿整日玩手机,晚睡晚起。陈艳带女儿参加夏令营,训练时状态还好,回家后又“躺平”了。无奈之下,她给孩子报了丑小鸭中学的夏令营。

  今年暑假,有近50名学生报了这所学校的夏令营,他们有的已经在家休学一年,有的患有抑郁症,手腕上刀割的疤痕还未完全愈合,还有的刚从他们口中的“精神病院”出来,看起来情绪低落。

  除了这些夏令营的学生,学校还有近60名存在网瘾、厌学、自杀倾向等各类问题的学生。学校称,自2010年建校来,这里接收过2000多名所谓的“问题学生”。他们来自全国各地,多数是被父母“骗”来昆明旅游、串亲戚,一下飞机,就被送到这里。

  “问题学生”为什么会产生?怎么办?

  把孩子送来前,多数家长并不了解这所学校,也不知道孩子是否能在这里有所改变。一位家长说,选择这里是因为校长詹大年在网上更有名气,她觉得学校名气大了,不敢对学生乱来,因为“试错成本更大”。“当时我很悲观,就想至少把孩子送去后,他能按点起来,按点睡觉。”

  创办这所学校前,詹大年有20多年任校长的经历。1987年,23岁的詹大年到湖南桃江县一所乡镇小学任校长,将学校发展成为一所九年制学校。当时,当地中学为了提高升学率,想方设法招优生,劝退差生。

  “教育怎么能明目张胆地淘汰人呢?”詹大年不认同这种“择优”方式,但如果不让差生走,老师成绩上不去,他感到左右为难。2000年,他从学校离职,希望办一所“不赶差生”的学校。

  2003年,詹大年在昆明市郊创办一所九年制民办学校,存活了7年。他发现,差生虽然不会被赶走,但很难找到存在感:成绩好的学生不愿跟差生玩,多数老师不喜欢调皮学生。还有家长要求按成绩优劣给学生分班。

  那时,詹大年萌生一个想法,能否办一所只收差生的学校?

  2010年,詹大年与人合伙在云南安宁建立一所学校。他说,建校没多久,几位合伙人产生理念分歧,其他人主张以军训为主,不设立文化课,他认为这是通过消耗体力“控制学生”,干了不到一年离开了。

  2011年,詹大年在云南宜良古城镇山坡上找到一处废弃校址,创办丑小鸭中学。学校名字是昆明市政协副主席汪叶菊起的。有人说:“这个名字怎么招生?”詹大年很喜欢这个名字,“‘丑小鸭’是白天鹅的品种,长大后是要飞向蓝天的。”

  为了招学生,詹大年四处投广告,招生广告写道,“帮助一切网瘾、早恋、厌学、叛逆、迷茫的孩子,找回聪明可爱的自我。”最终,学校只招来8名学生,其中,7名学生是熟人出于信任送来的。

  第一届的一名学生记得,当时他被爸爸戴上手铐,带上了汽车。中途,他跑下车,摔得满身泥土,又被抓上车。后来,汽车停在这所“破破烂烂”的学校门口,学校遍布杂草,铁门还在装,尘土飞扬。3年后,他离开时,学生人数已经增加到五六十名。

  后来,詹大年没再为招生发愁过,学生人数最多时有100多名。詹大年发现,这些年来“问题学生”有增无减,人们对于“问题学生”的关注与困惑更多了。

  7月24日,詹大年参加了昆明的一场教育研讨会,这次会议有400多名教师到场,他们来自全国各地,有的教师坐了3天2夜的火车从乌鲁木齐赶来,有的教师从郑州坐高铁来,来时家乡正下暴雨,家里积水深达1米。

  教师们纷纷提到教育“问题学生”的困惑。那位乌鲁木齐的教师说,自己办了一所私立中学,接收了很多重点中学的差生,但新招来的教师大多刚刚大学毕业,“被爱的体验超过爱他人的体验”,他不知道该怎么教会他们无条件爱孩子。

  还有一名教师说,自己在乡下办了一所托管中心,她发现很多留守孩子没人关心,有的逃学、离家出走,自己“没专业知识”,想学习如何管理“问题孩子”。

  参会的很多教师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:“‘问题学生’为什么会产生?怎么办?”

  “我们不缺北京十一学校,不缺人大附中”

  对这个问题,詹大年进行了个人探索。

  詹大年说,起初,他觉得是“孩子有问题”,但接触的学生越多,发现是“孩子遇到问题,自身没有解决问题的力量,又得不到有效支持”。

  在丑小鸭中学,几乎每个孩子背后都有着沉痛的故事。一位来自上海的女孩说,她痛恨自己重男轻女的家庭,父母处处向着弟弟。她患上抑郁症,割手腕,不敢去学校。为了发泄,她捅死了小区的一只流浪猫。后来,她被父母送去一家封闭式医院治疗,“一发病就绑你”,待了一个多月,被父母送来这里。

  2014年,丑小鸭中学随机调查了100个“问题孩子”,发现74个孩子来自离异家庭、再婚家庭、单亲家庭、留守家庭等,有的孩子几年才跟爸爸妈妈见上一面,有的与一个爸爸、两个“妈妈”生活在一起,他们要在“夹缝”里求生存。

  在詹大年看来,丑小鸭中学的很多家庭丧失了家庭的功能。“这些孩子从小没有得到应有的呵护,他们只希望自己快快长大,可以自由、任性、报仇。”

  “我们也发现,还有一类孩子的家长人格缺失。他们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和发泄的工具。”詹大年说,曾有一名当官的父亲跟他说,自己可以指挥千军万马,就是指挥不了孩子这个“狗日的”。他告诉这位父亲,问题出在“指挥”两字,“不要以为家长是训人的,家长是承担责任的。”

  他注意到一个女孩,女孩父母都是大学教师,但女孩骂父母是“婊子配狗”,并有自残行为。他觉得女孩心理问题很严重,问家长孩子出了什么问题,家长首先说的却是“学习不好”。

  丑小鸭中学一学期学费近3万元,学生多数是城市孩子。詹大年发现,很多孩子来自“三高”(高学历、高收入、高地位)家庭,他们享受优越条件的同时,被父母赋予了过高的期望。

  因为父母都是浙大博士,陈艳的女儿陈阳感觉自己“不考个浙大都说不过去”。爸爸在杭州一所专科院校教书,她记得小时候,爸爸说如果她考上那所学校就打她。在家时,她经常把门锁起来,不锁门就“没有安全感”,因为妈妈“每过几分钟来看一眼”,看她是否在学习。一次看到她在画画,妈妈边哭边骂。

  成绩下降令陈阳感到焦虑,“怕成绩下降影响中考,中考影响高考。”她在学校没有朋友,感觉成绩下降后,无人能倾诉。

  尽管知道妈妈王爱月工作很辛苦,但李康讨厌妈妈因为成绩下降骂他“不争气的玩意”。他觉得老师很势利,对地位高、有钱的家长轻声细语,对自己父母则“不留面子、劈头盖脸地骂”,导致父母回家后拿他撒气,说“再被叫老师就打你”“再考不好就不养你了”。

  李康说,那时,他开始怀疑学习的意义,“学习就为了让他们吵架吗?”他认为父母让他学习是为了将来找工作、挣钱赡养他们,“所有人纠缠都是为了利益”。

  一名学生说,休学期间,他感觉自己的“人生要完了”,“毕竟他们灌输的观念是,小学没考上个好初中就完蛋了,初中没考上个好高中就完蛋了。”

  “一位好家长会关注孩子的喜怒哀乐,关注孩子的生命成长、心理需求,而不只是关注孩子的分数。”在詹大年看来,“问题学生”源于家庭,成于学校,根本问题是教育的评价体系,“学校的教育评价服从于利益的设计,分数成了利益的砝码,学生成了教育的手段。这样,关系的核心不再是‘人’,而是‘利’。”

  新教育研究院院长、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李镇西注意到,这些年,“问题孩子”越来越多,且呈现低龄化的特征。他认为,这与教育评价体系越来越注重分数有关,“原来我们评价的标准基本就是分数,这个标准不但没有淡化,而且越来越苛刻了。很多学校为了分数抢优生、甩差生,还有的老师逼学生做智商检测、名正言顺把差生赶走。”

  在此背景下,李镇西提倡向“问题孩子”倾斜,“我们不缺北京十一学校,不缺人大附中,但缺研究‘问题孩子’的学校。”

  把孩子养亲了,教育才可能发生

  10年来,针对丑小鸭中学的“问题孩子”,詹大年进行了很多尝试。

  刚建校时,詹大年招了14名教师,多数是大学生,但不到一年,教师们全走光了——这些教师看到学生吵闹束手无策,还有的跟詹大年说,进教室会手抖,害怕学生打自己。

  之后,詹大年又招了一批老教师,老教师们对“问题学生”多采取打骂方式,师生关系紧张。

  后来,他又招了一批当地的贫困大学生当教师,招聘条件注重“爱笑、会玩”,培训内容由课堂技巧转变为怎样对学生进行心理干预、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关系。

  詹大年认为,在传统教育体系的评价影响下,“问题学生”的师生关系、亲子关系、同学关系出现裂痕,对他们而言,提高分数不再占首位,最重要的,是重建社会关系,回归到生命的正常状态。

  一位教师说,学校平时不做题、不考试,只在期中、期末参加全省统一考试。新教师入职前,学校给他们培训,强调不能打学生、公开批评学生、用言语侮辱学生。假如学生在课堂上捣乱,就让学生参加军训。

  学校安排生活教师住在学生宿舍,处理学生矛盾,并针对一些突出问题做了“预案”:比如学生打架,先把学生拉开,平复学生情绪;假如学生自残,不要大惊小怪,陪在他身边,尽可能提供帮助;如果教师处理问题时自己有情绪,先让自己冷静下来。通过这些方法,詹大年希望能让学生产生安全感,在学校待下去。

  刚建校时,学生想方设法逃跑,为了与学生建立信任,詹大年把自己的QQ号、手机号印在学生作业本上和墙画上,告诉他们,长大成人前,不管在哪里,遇到任何问题,都可以向他求助。

  2014年,他带学生去云南昭通地震灾区救援,做他们的“驾驶员”,让他们自学心理知识,给灾区小孩做心理辅导,还带他们去全国各地旅游,外出过程中,没有一名学生逃跑。

  “信任需要时间,当孩子认同你的思想,看到你在为他服务、贡献,相信他的时候,他就觉得我有希望了,错了要纠正。”詹大年常对教师们说,“好的关系才是好的教育。把孩子养亲了,教育才可能发生。”

  但让教师们真正认同这些理念需要时间。28岁的向国跃是学校的元老,刚来学校时,他才18岁,血气方刚。面对不服管教的学生,他用暴力制服,有学生不想留校,跟他动手,他就打回去。

  2014年,他的班上来了一位云南保山的学生。这位学生总在学校抽烟、捣乱,有一次,他在厕所抽烟,被向国跃发现,向国跃让他上交打火机和烟,学生不肯。向国跃很生气,让他趴在操场上,用腰带打他,作为惩罚。刚打下去,几乎全校男生涌上去,把向国跃按在地上打,直到其他教师过来才停止。

  后来,男生约向国跃单挑,两次都被向国跃打倒。但男孩仍然捣乱,向国跃跟学校申请,把男生调到其他班,没成功。有一天,向国跃决定“放下姿态”,找男孩聊聊,他问男生,为什么两人总合不来。男生说,你太严了,不爱笑,总板着一张脸。

  那之后,向国跃开始反思自己,“(通过打骂的方式),学生当面怕你,但内心抗拒你。”他转变方法,讲笑话哄他们开心,和他们掰手腕,帮他们剪指甲,甚至帮他们洗澡。向国跃发现,这些微小的举动能带来很大的改变,学生们渐渐喜欢黏着他,叫他“向哥”“大象老师”。他认为学生需要帮助时,应该第一时间出现,“提供帮助和安慰。”

  强制拉入集体

  为了帮助学生融入集体,新生到校后,学校会安排老生陪新生聊天,安抚他们的情绪,并带他们吃饭、整理内务。学校经常举办集体活动,比如游泳、远足等。

  记者观察到,有个胖胖的女孩,刚来时不想留校,抓父亲的衣角,用手推母亲,哭喊着问父母为什么把她骗来。

  两位教师抓住她的手腕,将她按到椅子上,让她平复情绪。但松开手后,女生仍然哭闹。随后,老师安排两名“帅气的男生”来陪她聊天,几个小时后,女生情绪平复下来。老师解释,他们安排男生去,是因为多数女生在男生面前在意形象,有时候,学校也根据学生所在省份,找同省份的学生来安抚新生。

  李康向记者提到在这种集体氛围下的心态改变:刚到学校总想着逃走,眼看出不去,就想着“找到机会再出去”,再到后来,他被“强制拉入集体中去”。有一次,学校组织踏青,他被强行拉去,看着大家玩、笑,他也被传染,觉得“开开玩笑也挺好”。

  一名学生说,学校组织游泳,他不想下水,生活老师说,5分钟之内,如果他不下水,就让同学把他的衣服扒光,拖他下水,他选择乖乖脱掉衣服。李康形容,那个过程像是“在心房暴力砸开一扇门”,这种过程多次反复后,他对集体产生依恋感,“就像大星球吸引小星球”。

  当环境变得轻松,人际关系趋于缓和,变化悄然发生:以前,李康觉得所有人都是围着利益转,但他渐渐发现有些事情无法用利益解释,比如,学校里,有的老师会自费给学生买水果、零食。再比如,为了送他来读书,母亲四处跟人借钱,而她本可以选择更加经济的方式——放弃他。今年8月,李康离开丑小鸭中学,李康的妈妈发现他开始愿意和家人沟通,而不是以前“一副看不起你的架势”。

  一名毕业7年的学生觉得,这个学校至少能容纳自己。在校3年,他跑过几次,有一次跑回家后,离家出走长达半年,没吃没喝,求助詹大年,又回到丑小鸭中学,直到初中毕业。他的朋友后来有的被判刑,有的打架被人搞死,还有的消失在缅北边境,下落不明。他后来入读一所普高,考上大专,毕业后进入一家电子产品公司工作。

  不过,不是所有学生在这所学校都有所改变。有学生来这不到一周,待不下去,就走了。还有家长告诉记者,孩子回家后,仍然沉迷于玩手机。

  也有在校期间令老师们“无力”的学生。学校曾有个女生不洗衣服、不洗澡,乱扔衣服。同一宿舍的女生多次反映宿舍臭味熏天。老师给她梳头,她会把头发搞乱,盯着她洗衣服,她把洗衣液扔得遍地都是。老师找家长聊,发现家长穿着体面、谈吐得体,找不到她行为的源头。后来,老师们就学生情况求助詹大年,詹大年也无法找到原因。

  詹大年曾说,就学生回归正常的生命状态而言,丑小鸭中学对问题孩子的转化的成功率是100%。李镇西认为,所谓“回归生命的正常状态”标准模糊,甚至有些主观色彩。他建议詹大年用“更客观的方式”来表述丑小鸭中学的办学成果,“特别是应该有尽可能精确地跟踪(学生离校后10年、2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)数据。”

  要从根本上减少“问题学生”的产生

  茅卫东曾在重点中学、职业中学任教,做过几年记者,去过丑小鸭中学几次。他认为这所学校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相对包容的环境,“学生在别的学校甚至在家里,是不被接受的,老师可能体罚,不能体罚就鄙视,但这里不把他们当异类。”

  但他也观察到,学校在一些方面还不尽如人意,尤其“在针对性地根据孩子状况开展心理辅导和相关课程上”,还比较弱。

  目前,丑小鸭中学教师分为文化课教师、生活教师、心理教师。全校只有一位心理专业的教师。文化课教师分为文科教师、理科教师、英语教师,詹大年解释,这样设置后,教师人数减少,和学生相处时间更长,更利于和学生建立关系。

  但据记者观察,这里的教师流动率较高,尤其是文化课教师,很多是新教师,来校一两年,最长的在校时间不到5年。

  一位文科教师说,自己很矛盾,因为学生基础差,在课堂上她将知识尽量讲得浅显,但她觉得对不起那些成绩较好的学生,浪费了他们的时间。一个学生说自己很焦虑,她想学习,但自习时同学很吵闹,“教师这一秒说完自习室下一秒又吵起来。”还有一名学生怕离开这里后,无法跟上原来学校的学习进度,从家拿来厚厚一摞复习资料。

  “你在原来学校被剥夺了情感,在这里被剥夺了成绩。”李康说。很多学生离开这里后,要回到原来学校,面对原有的教育体系,家长们依然焦虑。

  今年5月,李康回到信阳参加中考。王爱月说,李康刚回来时信心满满,觉得考上普高没问题,但学了一个月又不去学校,说听不懂。她给儿子买网课,李康学了几天也不学了,最后,连中考也不想参加了。“我急死了,连个成绩都没有,中专都没法上。”她说服儿子去考试,最后的中考成绩没过普高线。

  对孩子的未来,王爱月感到迷茫,“他不读书,确实没有太多的路可走。”最终,李康听从母亲的安排,选择去郑州读技校,尽管他不喜欢这条路。

  一位西安的家长也担心,儿子回校后仍然无法承受学业压力怎么办。她说,在老家,很多家长都在为孩子的中考焦虑,最近,孩子原来的学校停止给学生补课。有家长堵在学校门口,要求学校开课,有的还去举报其他补课的私立学校,家长群每天滚动着语音条,“其实家长也是无力,谁想把孩子逼成这样呢?”

  陈艳给孩子提供的备选项是读国际学校,但她担心孩子无法适应。她和老公去找詹大年,聊了几个小时,最终问题总是绕回孩子离开丑小鸭中学后怎么办。面对父母的焦虑,詹大年只能告诉他们,不要太在乎成绩,“孩子如果有喜欢的就让他去做,没有喜欢的,轻松就是最好的状态。”

  在李镇西看来,作为一所民办学校,丑小鸭中学有做得好的地方,但目前缺乏“科学的制度体系”,“学校无论大小,还是应该有现代管理所需要的合理制度,这能保证学校运行于‘法治’的轨道,而不是‘人治’的窠臼。作为一所必然会向前发展的学校,如果长期缺乏制度,必然埋下一些隐患。”

  近些年,接收“问题学生”的机构、学校屡屡被曝存在殴打学生的行为。据媒体报道,2009年,广西南宁一家训练营发生教官体罚、殴打学员致死事件。2012年,浙江金华一家矫正教育学校的学生控诉,被教官要求仅穿内衣给其洗脚、按摩。2020年末,一家戒网瘾学校被曝强制学员喝烟灰水、殴打学生导致其骨折……

 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,矫正学校乱象背后是家长“病急乱投医”的苦衷。他提到,我国现在没有专门针对“问题孩子”的正规学校,家长也不愿意送孩子进特殊的工读学校,发现孩子有网瘾、夜不归宿、打架斗殴等问题后,只能打听哪里有矫正学校。

  “这给一些不正规的社会培训机构发财良机。近年来,一些以拯救、矫正为名的训练营、学校相当红火。”熊丙奇提到,由于缺乏监管,矫正类学校体罚、虐待学生的行为屡禁不止。

  他认为,不能指望专门的学校来解决“问题学生”,要从根本上减少“问题学生”的产生。“只有融入平等的教育环境中,让孩子更好地成长,才是我们要注意的问题。”

  成为孩子们心里的那块糖

  熊丙奇认为,解决根本问题,要让“所有的学校都关注每一个孩子,这个理念不重构,10年之后问题会更加严重。”他强调,要扭转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倾向,“这种模式之下一定是培养考生不培养人的。不培养人老师怎么会关注一些成绩不好的学生?这是我们当前最大的问题。”

  在昆明的教育研讨会上,李镇西希望教育工作者反思,丑小鸭中学的这些“问题学生”,为什么被原来的学校抛弃了?

  “我很惭愧,丑小鸭中学收留的是我们放弃、虐待过的丑小鸭。”谈到这个问题,成都武侯实验中学蒋长玲老师说,她也曾放弃过“问题孩子”,是她第一届教的一个男孩。男孩在单亲家庭中长大,爸爸常打他。在学校,他不写作业、偷东西、打架,蒋长玲从内心里“盼着他早点走”。有一次,男孩偷了生产队的变压器,被爸爸吊在房梁上打,后来离家出走。

  后来,蒋长玲得知,这个男孩因犯罪被判10年,出狱后又染上毒品。多年后,想起这个学生,她后悔自己没用更多办法帮助他。

  “我自己也曾经是一只丑小鸭。”蒋长岭在会上分享了自己的成长故事。她说,为了供养三个女儿,父母很辛苦,爸爸总是喝酒发泄情绪,妈妈则经常打骂孩子,她是老大,挨打最多。

  从小,她很少体会到父母亲情,只记得生活的辛苦,八九岁那年,她得了皮肤病,“脖子、手、脸都脱了皮”,还要去地里劳作,汗水流淌进皮肤里,“苦得没地方倾诉。”

  有段时间,她想过死,准备好农药,把自己反锁在家,开始给家人写遗嘱。先是爸爸,然后是妈妈,写到奶奶时,她写不下去了,她想起奶奶在她生日时给她煮鸡蛋、烤红薯,把一碗稠米粥留给她喝,给她夏夜扇风、冬天暖脚,吃水果糖。

  “我觉得我不能死,死了最伤心的是我奶奶。”蒋长玲放弃了自杀。她说自己很幸运,因为奶奶陪伴她长到19岁,奶奶是她心中“最后一颗糖”。她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其他老师们,“人活在关系中,坏的关系危害生命。”

  后来她遇到过不少问题孩子。其中有一名患有交流障碍的学生,得知他喜欢读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,蒋长玲也跟着读。有一次,学生在食堂发脾气,她先抱了抱他,拿面包、牛奶给他吃,告诉他,等他什么时候愿意说话,就来找她。

  后来,这名学生考入一所当地很好的高中,但读了两个星期,就不想读了,家长找蒋长玲劝,蒋长玲了解后得知,他想休学是因为在新学校没有朋友,也没有可信任的老师,她又帮助学生转到一所有朋友的学校。

  蒋长玲说,面对这些问题孩子,她能做的是温柔对待他们,“成为他们心中的那颗糖。”

  “教育首要培养的是人,其次是人才。”李镇西认为,在当前教育背景下,尤其需要强调这一点。他以陶行知的名言“皮鞭下有瓦特”举例,“这个孩子以后不是瓦特就应该给他皮鞭吗?瓦特可能会有出息,但假如他是个普通的劳动者,能自食其力,这叫不叫有出息?”

  他在书里讲过一个“普通学生”的故事。那是他带的第一届学生,成绩一般,长相一般,表现一般,以至于站在一群学生中,“自然就融化到集体中了”。

  多年后,李镇西与这个学生重逢,得知他后来高考落榜,在一所技工学校读驾驶专业,经历了分配、下岗、创业,最终成为一名公交车驾驶员。学生对李镇西说,因为开车,他见过形形色色的人,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、犯人、后来被枪毙的贪官,“见过很多阴暗面”。

  “我有这么复杂的经历,本来是很容易堕落的。但没沾染社会上的邪恶风气,我常提醒自己不要越界,像老师说的,做一个好人,一个善良和正直的人。”他对李镇西说。

  后来,李镇西专门去坐了他的公交车,两人聊了一路。学生说起他最倒霉的事,是被一个醉酒的乘客殴打,导致眼角缝了7针,最开心的时刻是有乘客夸他开得好、态度好,坐过站后,宁可等半个小时也要坐他的车返回。学生还说,“李老师,我没有出息,但乘客很喜欢我。”李镇西告诉他,“这就是出息。”很多家长不能接受这种“出息”。

  王爱月认为,自己受周围人的评价影响,把分数看得过重。“社会上看人的标准都是分数,比如亲戚朋友聚会,都是问孩子考多少分,没有人说孩子在家里干家务,大家去表扬孩子,对吧?”

  儿子厌学后,李康的妈妈开始学习“父母成长课程”,以前,儿子学习成绩下降,她会抱怨儿子不争气,说“不是为了你,我的生活会好一点”。如今,她反思,对儿子发泄情绪是因为自己“内动力不足”,要从自身找原因。

  陈艳也开始反思自己。她回想自己成长经历:在农村长大,通过读书改变命运,为了学习牺牲人际交往。她觉得自己可以做到的,女儿也可以做到。为了不让女儿“输在起跑线上”,她让孩子四年级学习新概念英语,给孩子报舞蹈、画画等各种兴趣班。

  她反思,自己只关注孩子学习,忽略了她的心理需求。“我活在我自己的经验里”,陈艳说,她意识到“时代不一样了”,不能再让女儿像自己以前一样,为了读书牺牲人际交往。

  有时候,想到女儿以后可能“上一所一般的学校,找一个一般的工作,成为一个普通人”,陈艳又陷入焦虑中。但她又告诉自己这么想不对,“我们看待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总有一套很强的世俗标准,关注他有没有稳定的工作,有没有找到对象,而忽略了一个人的基础品质,去关注他是不是善良、开心,是不是一个健全的人。”

  “必须承认,教育不是万能的,有时候甚至是无能的。”詹大年说,当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,第一信条是“保护生命”,“让他们好好活着,开开心心的。以后会有路的,说不定这条路是他自己悟出来的,说不定他哪一天能得到一种帮助。要相信种子,相信岁月。”

  他说,教育就是多给生命一条路,一条任何时候都可以玩下去的路。

  (文中王爱月、陈阳、陈艳、李康均为化名)

  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尹海月 来源:中国青年报

【编辑:房家梁】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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